民国那阵子，油坊街的郭先生盖房子，院墙往外挪了一尺。隔壁人家发现时，墙已经砌上了。
隔壁那家不依，两边从那天起就没说过话。
一尺地其实种不了什么。
他说反正空着也是空着，我用了怎么了。
为了这一尺，两家打了好几场架，村里人来劝，劝不动。郭先生觉得理在自己这边，对方觉得他就是欺负人。
从那以后，两家的鸡不下对方的院，孩子不来往。
有水渗过来，也成了新的话柄。
这场别扭，一结就是十年。
后来郭先生家里出过一次急事，半夜需要人搭手。最近的邻居就是隔壁，他站在门口，没敲下去。
最后他跑了一里多地去找了别人。
那件事办得晚了些，他心里明白是因为什么。
他那天在院子里坐了很晚。
再后来，郭先生把墙拆了，退回去一尺，还给隔壁道了歉。隔壁的老头收了那份礼，没多说什么，只说了一句：早这样不就好了。
两家后来慢慢也搭话了，只是回不到从前。
郭先生说，那一尺地，是他这辈子最贵的一尺。